来源：中金点睛
通过“跨国公司成长启示录”，我们希望总结跨国龙头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参考。第一篇主要探讨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本篇报告重点关注美国、欧洲、日本三个区域跨国公司的发展情况，将从企业为何出海、数说跨国公司、典型行业（选取美国科技、欧洲医药、日本汽车）分别展开。
基于对美欧日跨国公司的比较，我们发现虽然三大经济体企业出海的时代背景各异，但是底层逻辑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即突破增长天花板、规避贸易壁垒、全球范围成本套利。与此同时，不同经济体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产业根基、制度框架，全球化历程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总结如下：
美国：聚焦高附加值，技术引领全球。1）从出海必要性而言，美国反垄断监管限制大企业的国内发展空间，是企业海外扩张的重要原因。另外，追求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是跨国公司构筑全球竞争力的基础逻辑，近年来提高供应链安全成为海外投资布局的重要考量。2）美国凭借全球领先的研发创新体系、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在高附加值领域构筑技术护城河，科技行业最为典型。我们认为①建立领先优势并掌控全球科技话语权，②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并推进外包，③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领先，是美国科技行业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同时我们发现，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影响跨国企业的发展：第一，数字经济下的科技行业，无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即可撬动大规模的全球化收入；第二，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跨境投资更趋数字化，2024年数字经济已占到所有绿地投资的1/3，2020-2024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绿地投资中，美国占比达36%，发挥引领作用。
欧洲：区域一体化下多元整合。1）从出海必要性而言，欧洲市场面临内生性瓶颈和系统性风险，比如本土市场饱和、人口老龄化、资源禀赋短板、地缘政治波动等，整合全球资源能源、布局低成本要素、开拓新兴市场增量空间成为企业海外扩张的重要动因。2）欧洲深厚的技术积淀和文化底蕴，成为向全球输出产品、标准、品牌、管理的价值根基。具体来说，欧洲企业的技术优势并非单一赛道的技术突破，而是打通底层基础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全周期能力，形成跨越产业链纵深的技术壁垒。此外，文化稀缺性赋予欧洲企业在全球范围获取品牌溢价和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文化符号”、“卖身份认同”的跨越。更重要的是，这种品牌溢价具有较强的跨周期属性，成为欧洲企业全球化盈利的基石。医药行业是欧洲高附加值制造与研发实力的集中体现，欧洲药企推行“全球研发、全球运营”，海外子公司不仅是销售终端，更是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通过在当地进行临床试验、与顶尖学术机构合作、跨境并购等方式，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生态，形成高技术和高利润壁垒。
日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1）从出海必要性而言，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发展面临双重约束。内部看，产业发展高度依赖海外需求和生产要素，产业布局高度聚焦于高端制造、精密加工等细分赛道。外部看，宏观经济长期低迷，企业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压力，跨境经营面临贸易摩擦、关税壁垒、汇率波动等风险。2）日本走出独具特色的全球化路径，即在海外推进全产业链的属地化布局，汽车行业最为典型，将产业全链条深度嵌入东道国市场，实现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出海的转型。属地化是日系车企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石，支撑日系全球产销突破2500万辆，海外属地化比率高达80%。3）我们认为“精益制造”和综合商社模式，对日企全球化布局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不同于欧美企业依赖规模摊薄成本，日本企业凭借领先的良品率和成本控制，打造盈利护城河。综合商社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产商融一体化”支持，形成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抱团出海”特点。
风险提示：地缘扰动；汇率波动；监管合规风险；企业跨国经营挑战。
本篇作为系列的第二篇，我们聚焦美国、欧洲、日本三个区域跨国公司的发展情况，将从企业出海动因和竞争力分析、数说跨国公司、典型行业（选取美国科技、欧洲医药、日本汽车）分别展开。
在数说跨国公司部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我们采用的海外收入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境外附属机构（foreign affiliates）来计算，与上市公司通常披露的海外收入含义不同。
美国：聚焦高附加值，技术引领全球
美国企业为何出海
出海动因分析
对冲国内反垄断监管是促使美国巨头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内拥有严苛的反垄断执法环境，当大型企业在本土市场达到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后，进一步横向扩张可能会触发司法部的调查与限制。为了维持企业的持续增长和股东回报要求，美国企业需要将多余的资本和领先的技术投向全球市场，通过在非本土市场建立生态优势来对冲国内的监管风险。这种全球化策略使美国企业即便在国内面临监管上限，依然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扩张。
追求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即利用海外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是历史上美国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竞争力的另一项基础逻辑。通过将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制造与组装环节转移至劳动力资源丰富、薪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得以显著压低生产成本并维持全球价格竞争力。劳动力布局的国际化不仅是为了贴近终端市场，更是为了利用不同国家间的成本级差。例如，在面向全球布局生产网络的过程中，美国企业充分挖掘了亚太等新兴市场的成本优势。通过将生产重心放在低成本地区，而将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等高溢价环节留存在国内，美国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成本套利”，这种红利最终转化为其在国际市场上长期领先的盈利能力。
出海竞争力分析
美国跨国企业的全球成功不仅是商业策略的胜利，更是其深厚的技术创新底蕴与美元金融主导地位协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双重优势构建了较高的全球竞争壁垒，使其能够超越传统企业的地理局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全球经济版图”。
技术创新是美国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的硬核驱动力。美国长期聚焦于高附加值领域，通过技术引领全球产业链。在更具未来竞争力的信息技术行业，美国企业凭借在软件、云服务、互联网平台等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不仅销售产品，更在构建全球通用的技术生态系统，向高毛利、轻资产模式跨越。
美元金融主导地位为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提供资金保障。美国金融机构紧随产业资本的脚步，通过为跨国企业及当地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不仅带来海外收入提升，更成为企业规避风险、进行全球税务筹划的核心工具。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降低了美国企业的跨境融资成本，并赋予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并购的财务优势。
数说美国跨国公司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截至2022年，美国跨国企业境外附属机构数量接近4万家，母公司数量大约4500家。美国跨国企业整体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7万亿美元，净利润超过3万亿美元，为超过460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作为对比，美国S&P 500指数成分股2022年合计营业收入为15.6万亿美元、净利润为1.6万亿美元。美国跨国企业的境外附属机构实现营业收入超过9万亿美元，净利润大约1.4万亿美元，海外员工超过1600万人，海外占比分别为34%、43%、35%。
图表1：美国跨国公司销售额
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美国跨国公司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分区域看：1）欧洲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欧洲市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消费能力强，2022年贡献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超过4万亿美元，占海外收入比例44%；海外净利润超过8000亿美元，占海外净利润比例57%。2）亚太是第二大收入来源，2022年贡献收入接近3万亿美元，占比31%；贡献净利润超过3000亿美元，占比22%。其中日本贡献收入接近3000亿美元，占比3.2%；净利润超过200亿美元，占比1.4%。中国贡献收入超过6000亿美元，占比6.6%；净利润超过380亿美元，占比2.7%。3）加拿大和拉美合计贡献收入占比21%，近年美国加大在墨西哥的投资，2022年占比达到4%。
图表3：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区域销售额
注：采用2022年数据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4：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分区域净利润
注：采用2022年数据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对比2023年和2017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结构：1）分行业看：制造业贡献下降，收入占比减少5.2ppt，尤其欧洲市场下降显著；非制造业中，信息和金融行业贡献提升，收入占比分别增加4.9ppt和1.4ppt。2）分区域看：亚太市场收入占比明显提升，主要来自非制造业贡献；欧洲市场收入贡献明显下降，制造业收入占比减少4.1ppt。
图表5：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入中，亚太市场和信息行业贡献提升
注：数据可得性原因，基于多数股权境外附属机构数据进行计算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美国科技：研发驱动，全球布局，数字引领
美国科技行业具备较高的全球化程度。数字技术具备无边界的特性，科技行业具备较高的全球化潜力，根据美国晨星2024年数据，海外收入占比来看，科技行业是各区域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最高的行业之一，美国科技行业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为53%，明显高于美国上市公司整体水平（40%），而美国部分科技龙头海外收入占比能够达到6-8成：以苹果为例，1980年其海外收入占比为25%[1]，2024年上升至64%。纵观美国科技行业全球化的历程，我们认为：①建立领先优势并掌控全球科技话语权，②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并推进外包，③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化领先，是美国科技行业全球化的几个重要特征。
图表6：2024年美国科技龙头海外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ITIF，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7：1950-1996年美国研发资金来源（以占GDP的比例显示）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特点一：美国科技在二战后逐渐建立领先优势，建立全球科技话语权。
美国科技行业全球化的基础在于其科技创新的领先性。二战以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大学和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2]，战后联邦政府成为支持科学技术的主要角色。大量的R&D投资是美国科技行业奠定优势的基础，政府是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美国R&D的投资规模为256亿美元，远超其他较大经济体（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R&D经费的总和（113亿美元），而在美国整个R&D投入中，联邦政府资助达到1/2-2/3。此外，现代创新体系的完善、对人才的虹吸、风险资本的活跃，也是美国得以建立科技领先优势的重要原因，推动美国成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就产业成果来看：1971年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奠定个人计算的基础，1980s苹果推出Macintosh，微软推出Windows，逐渐建立硬件和软件生态。
在技术领先优势的基础上，美国掌控全球科技话语权。科技行业壁垒高，美国通过对科技行业标准、专利、数据、生态的掌控以构筑围城，此外美国逐渐形成了以硅谷科技巨头、联邦政府机构、华尔街资本力量为核心的技术-政治复合体[3]，旨在通过技术垄断和制度共谋来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特点二：美国科技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1980年代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节的离岸外包，2010年后逐渐出现回流趋势。
1990s美国科技行业外包生产加速。1980s-1990s美国科技细分行业面临不同的挑战：1）消费电子：1990s早期苹果以自主生产为主，面临成本高企、竞争力下降的问题；2）半导体：1980s日本半导体的崛起影响了美国的主导地位；3）软件：千年虫（Y2K）危机[4]被广泛认知，需要对大量代码进行修复测试，而美国本土工程师成本高昂且数量不足。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形成，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配置成为可能[5]，美国科技行业加速外包生产——美国本土占据研发、设计、品牌、专利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的核心环节，而将制造、组装、测试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从供应链对外依赖度看，1995-2012年美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行业从31%提升至42%，反映了其外包生产的趋势。
金融危机后美国科技行业逐渐出现回流趋势。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推动产业回流，科技行业的海外布局也在发生变化，从此前的追求效率，到效率和安全并重，如iPhone外包生产出现分散化和多元化，CHIPS法案推动本土半导体投资等。与之对应的，2010年后美国计算机电子行业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逐渐企稳。
图表8：美国计算机电子行业供应链对外依赖度变化
注：供应链对外依赖度计算方式为，为完成该行业经济活动需要的工业（除建筑）经济活动的增加值中，来自于美国以外的比例
资料来源：OEC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9： 2024年半导体生产不同环节格局，美国研发设计占比高，生产占比低
资料来源：SI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0：美国科技行业的外包历程，1990s加速外包，2010年后逐渐出现回流趋势
注：消费电子主要以苹果为例
资料来源：TASS、苹果官网，中国网，央广网，SIA，GAO，ETHW，Gitnux，IBEF，AIS，新华网，贸法通，中金公司研究部
特点三：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具备领先优势，而数字经济时代跨国企业与传统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存在差异。
1990s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商用，数据开始大量生产、交换和流动，数字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22年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2.6万亿美元，占GDP约10%。美国在全球数字跨国企业中保持领先，2025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的全球top100跨国企业中，美国占据一半以上。同时我们发现，美国在数字经济的贸易和海外布局方面同样具备领先优势：
► 贸易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类服务贸易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传统服务产品由不可贸易变得可贸易或者可以便捷交付[6]。数字贸易引领服务贸易，根据WTO数据测算，数字化服务出口占所有服务出口的比重从2005年的38%提升至2024年的56%。美国数字经济出口亦占据了服务出口的较大比重，并实现了贸易顺差，根据BEA数据[7]，2023年美国数字服务出口占整体服务出口的64%，并实现了2,78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而从WTO各国数字服务出口金额来看，2005年以来美国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且相较于第二名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
图表11：2005年以来美国数字服务出口保持着增长和领先优势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2：全球服务出口结构情况，数字化贸易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 绿地投资方面：2020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的绿地投资增长迅速，2024年达到3,600亿美元，占到所有绿地投资的1/3。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数字经济绿地投资，2020-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了5,310亿美元（占全球的30%）的数字经济绿地投资，其中来源于美国的投资占据其中的36%，投资体量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
图表13：2020-2024年对发展中经济体数字经济绿地投资的占比，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资料来源：UNCTA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4：2020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绿地投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UNCTAD，中金公司研究部
数字经济时代跨国公司与传统公司的全球化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生产和销售流程数字化程度高，销售到海外的边际成本低，无需通过大量海外投资建设生产和分销网络，因此得以通过较低的海外投资实现较高的海外收入。为了衡量这一现象，UNCTAD计算了不同行业的头部跨国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与“海外资产占比”之比：数字经济相关的科技行业中，除资产较重的电信行业外，其余行业的整体比值为1.8，而传统行业比值为1.0，存在显著差异。UNCTAD认为数字经济弱化了海外销售和海外资产之间的联系，并发现对于数字化程度非常高的行业，如电子支付/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来讲，其海外资产占比和海外收入占比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美国拥有大量的数字跨国企业，这使得美国跨国企业的整体成长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宏观数据上，这一方面可能影响ODI投资，导致数字经济ODI占比提升，并使得单位ODI投资撬动更大的全球收入，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数字贸易，进而带动服务贸易。
图表15：不同行业全球头部跨国企业的“海外收入占比”与“海外资产占比”之比，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跨国企业比值明显更高
注：UNCTAD使用了三大数据库的数据计算——①全球前100大跨国企业，②前100大数字跨国企业，③前100大新系统系技术跨国企业，分析数字化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布局
资料来源：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17》，中金公司研究部
欧洲：区域一体化下多元整合
欧洲企业为何出海
出海动因分析
自然资源和能源匮乏是欧洲企业海外扩张的首要动因。欧洲本土资源储备有限，区域内市场体量相对较小，企业必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稳定的供应源以维持生产的连续性。欧洲企业借助跨国投资，将原本受限的本土资源边界扩展至全球，确保其在高端制造业建立的品牌和技术优势不受资源短缺制约。
规避本土较高的生产成本是欧洲企业海外扩张的另一核心逻辑。欧洲长期推行全球领先的社会福利体系和严格的减排准则，提升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企业较大的经营成本压力。为了维持价格竞争力，欧洲企业倾向于将高成本、重资产的生产环节外包或转移到海外，尤其是劳动力丰富、环保门槛具有灵活性的区域，而将本土资源集中投放于研发、专利、品牌管理等高利润、低碳排环节。
出海竞争力分析
深厚技术积淀构筑全球化发展底座。欧洲企业的技术优势并非单一赛道的技术突破，而是打通底层基础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全周期能力，形成跨越产业链纵深的技术壁垒。以精细化工和医药行业为例，巴斯夫作为特种材料龙头，突破基础化学领域的分子合成、催化工艺、材料改性等底层核心技术，孕育出拜尔、诺华等引领全球创新的医药龙头，实现从基础化学到高端制药的跨界衍生。这种基于底层同源技术的产业延伸，帮助欧洲企业形成覆盖基础研发、中试放大、规模化落地的全周期能力，其壁垒不仅来自海量的专利布局，更来自长期积淀的工艺经验，竞争对手很难完成产业化复制。
欧洲文化底蕴深厚，赋予企业在全球范围获取品牌溢价和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以欧洲奢侈品行业为例，LVMH、开云、历峰三大集团重构高端消费的商业逻辑，其核心竞争力并非产品产能与工艺本身，而是对品牌历史、工艺传承、文化稀缺性的经营，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文化符号”、“卖身份认同”的跨越。更重要的是，这种品牌溢价具有较强的跨周期属性，当全球经济周期发生波动，高购买力市场的核心需求依然稳定，成为欧洲企业全球化盈利的基石。
数说欧洲跨国公司
根据欧盟统计局，截至2023年，欧盟跨国企业境外附属机构数量超过20万家，母公司和境内附属机构数量接近9万家。欧盟跨国企业整体实现营业收入接近20万亿欧元，为超过450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作为对比，2023年美国S&P 500指数成分股合计营业收入为16.0万亿美元，欧洲STOXX600指数成分股合计营业收入为8.9万亿欧元。欧盟跨国企业的境外附属机构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0万亿欧元，海外员工超过2500万人，海外占比分别为53%、55%，整体高于美国，主要系国内市场体量相对较小。根据Eurostat对欧洲14国统计，2022年跨国公司对当地就业、收入、增加值贡献的比例分别为31%、59%、53%。
图表16：欧盟跨国公司销售额
注：自2021年开始披露母公司和境内附属机构数据资料来源：eurosta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7：欧盟跨国公司就业人数
注：自2021年开始披露母公司和境内附属机构数据资料来源：eurostat，中金公司研究部
分区域看：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盟内部是欧洲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第一大来源，2023年贡献接近4万亿欧元，占比接近40%，主要受益于欧洲一体化市场，统一货币、行业标准、政策法规、以及相近的语言文化有助于降低跨国公司的运营成本，实现区域内循环。美国是欧洲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市场，2023年收入贡献约2万亿欧元，占比接近20%，历史上欧洲企业借助大量并购进入美国市场。此外，中国市场2023年贡献收入约5000亿欧元，占比为5%；日本部分行业数据缺失，不完全统计2023年贡献收入超过1000亿欧元，对应占比约1%。
分行业看：在制造领域，欧洲跨国公司在汽车、机械、化工、医药等行业优势明显。具体来看，欧洲汽车工业发展历史悠久，长期以来积累丰富的制造经验和技术优势，拥有大众、奔驰、宝马、雷诺、标致、菲亚特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西门子、施耐德、ABB等企业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全球领先，近年来加快在数字化和智能制造方向的投入转型；欧洲化工企业聚焦高端化战略，在特种聚合物、电子化学品、高端涂料等领域建立技术壁垒；医药领域，诺华、罗氏、阿斯利康、赛诺菲等企业凭借强大研发和创新管线，引领全球新药研发，尤其在肿瘤、自身免疫和疫苗等领域保持领先。在非制造领域，欧洲奢侈品行业发达，品牌历史底蕴深厚，LVMH、开云、历峰三大集团稳居全球前列；另外，欧洲金融企业面向全球，在银行（汇丰）、保险（安联）、资产管理（瑞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图表18：欧盟跨国公司海外分区域销售额
注：采用2023年数据资料来源：eurosta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9：欧盟跨国公司海外分行业销售额
注：采用2023年数据资料来源：eurostat，中金公司研究部
对比2023年和2017年欧盟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结构：1）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行业贡献下降，收入占比减少3.9ppt，尤其欧洲市场下降显著；技术服务和制造业贡献提升，收入占比分别增加5.9ppt和0.6ppt，技术服务提供重要增长动力。2）分区域看：收入结构从传统欧美市场向新兴市场转移，欧盟内部市场收入占比减少4.0ppt，美国市场占比减少1.1ppt。
图表20：欧盟跨国公司海外收入中，技术服务行业贡献提升，欧盟内部贡献降低
资料来源：Eurostat，中金公司研究部
欧洲医药：以研发创新驱动全球化的典范
在欧洲跨国公司的多元化版图中，医药行业是其高附加值制造与研发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全球化运营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以诺华（Novartis）、罗氏（Roche）、阿斯利康（AstraZeneca）、赛诺菲（Sanofi）和葛兰素史克（GSK）等为代表的欧洲药企，长期引领全球新药研发，并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疫苗、罕见病等尖端领域建立深厚壁垒。其全球化路径深刻体现了从“本土研发、全球销售”到“全球研发、全球运营”的演进，核心驱动力在于持续的研发创新与高效的全球资源整合。
全球市场地位稳固，头部企业高度国际化：欧洲是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一极，与美国共同构成全球医药产业的“双引擎”。就2025年收入而言，全球前15大药企中欧洲占据5席。由于独特的高定价体系，美国是欧洲药企最重要的单一海外市场，欧洲头部药企中，美国地区收入占比在43-55%之间，此外日本、中国等也是重要的出海目标地点
图表21：全球前15大药企医药部分收入梳理（2025财年）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2：头部药企收入占比（2025，按地区）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研发驱动”的全球化模式：与部分行业依赖成本或市场扩张的路径不同，欧洲医药行业的全球化根植于其强大的原创研发能力。这些企业每年将营收的15%-20%投入研发（远高于全球工业平均水平），用于探索前沿科学。其全球化不仅是产品的销售全球化，更是研发的全球化。它们在瑞士巴塞尔（诺华、罗氏）、英国剑桥（阿斯利康、GSK）、法国巴黎（赛诺菲）等地设立核心研发中心的同时，也在美国波士顿、旧金山等生物技术聚集地，以及中国上海、新加坡等地建立重要的研发基地，形成全球协同的创新网络。
海外经营表现：欧洲药企的海外子公司不仅是销售终端，更是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建立高利润与高技术壁垒。它们通过在当地进行临床试验、与顶尖学术机构合作、并购本土生物科技公司等方式，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生态。这使得其海外业务不仅贡献了巨大收入，更维持了高利润率。其核心竞争力——专利保护下的创新药物——构建了牢靠的技术与法规壁垒，确保其定价能力和长期盈利。
欧洲医药企业从化学工业衍生到全球创新巨头，全球化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19世纪末至二战：化学工业衍生与早期国际化
企业多脱胎于染料和化学工业（如德国拜耳、瑞士汽巴），凭借有机化学优势，在合成药物（如阿司匹林）上取得突破。国际化主要通过设立海外销售分支和专利申请来实现，以产品输出为主。
2）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重建扩张与“多国公司”转型
战后在欧洲经济复苏和全球市场开放的背景下，企业开始在北美、拉美等地大规模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以规避贸易壁垒、贴近市场。各国子公司自主权较大，形成“多国公司”模式。同期，研发从随机筛选转向靶向发现，心血管、代谢等领域涌现的“重磅炸弹”药物为全球扩张提供了产品基础。
3）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并购整合与“全球公司”成型
为应对研发成本飙升和全球竞争，行业出现巨型并购潮（如葛兰素威康合并、诺华成立），旨在整合研发管线、获取全球销售网络与规模效应。运营模式从分散的多国体系转向强调协同的“全球公司”，总部加强战略集中控制，同时区域市场保持商业化灵活性。
4）21世纪以来：创新范式转变与全球化新挑战
面对生物技术崛起和研发难度增加，企业转向开放式创新，通过对外合作、许可引进在全球搜寻早期项目。将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深化为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布局的关键节点。同时，为应对各国价格管控、供应链本土化压力，通过当地建厂、合作等方式维持市场准入与供应链韧性。
图表23：欧洲医药行业全球化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日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
日本企业为何出海
出海动因分析
日企出海是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自然选择。二战后，日本推行“贸易立国”战略，通过技术引进、关税保护、外汇配额、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支持政策，优先扶持具备出口潜力的重点产业发展（如纺织、钢铁、汽车），实现工业化赶超，创造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日本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转向“投资立国”战略。自此，日本企业开启大规模海外投资，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管理、技术、品牌全要素输出，向真正意义的跨国公司迈进。
内部因素：1）内需不足是日企出海的核心动因。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步入成熟期，城镇化趋近完成，国内市场空间相对有限，无法消化庞大的工业产能，也不足以支撑企业高强度的产品迭代和技术研发需求，因此“走出去”很有必要。2）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不同行业轮番出海。日本实现工业化赶超的同时，内需饱和、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日益凸显。石油危机进一步给日本经济带来冲击，油价大幅上涨，导致国内工业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抬升。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推动成熟产业向海外转移，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从高污染、高资源投入产业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外部因素：1）贸易摩擦导致出口受阻。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引发激烈的国际纠纷，尤其是美日贸易摩擦升级，对日本产品施加市场准入限制。作为应对，日本加强海外属地化产能建设，以汽车行业最为典型，将贸易摩擦的威胁转化为深耕当地市场的动力。2）日元升值为对外投资提供有利条件。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但为加大海外投资提供强大动力，推动企业出海模式从产品出口向产能出海转变。
出海竞争力分析
日本跨国公司是在本土市场饱和和海外贸易限制的双重夹缝中寻求生机的产物，我们认为“精益制造”的工业基因和“综合商社”模式对其全球化布局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日本企业在传统制造领域建立巩固技术优势，也为非制造业的全球扩张提供全方位支持。
“精益制造”构筑日本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为：第一，不同于欧美企业依赖规模摊薄成本，日本企业凭借领先的良品率和成本控制，打造盈利护城河。第二，产品策略如何兼顾标准化和差异化，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痛点问题，日本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能够快速响应全球不同市场的个性化需求。第三，长期以来，精益制造不仅是日本单一企业的能力，已经成为全产业链的系统性能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全球供应链壁垒。
综合商社在日企出海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综合商社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跨国公司群体，经营业务高度多元化，例如三菱商事旗下拥有三菱重工、三菱化学、三菱汽车等代表企业，广泛的业务范围有助于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此外，商社依托其背后财团“产商融一体化”支持，拥有低成本、长周期、高杠杆的融资能力，支撑其全球化扩张。
综合商社对于帮助日本中小企业出海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商社凭借遍布全球的办事处，拥有强大的获取整合市场信息的能力，可以为中小企业了解当地市场需求、营商环境、法规政策提供精准决策支持。另一方面，商社是产融结合的典范，日本企业在海外布局，可以获得覆盖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物流仓储、金融信贷等全链路支持。这种以综合商社为核心、“抱团出海”的模式，可以有效分摊单一企业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形成集群效应。
数说日本跨国公司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23年，日本境外附属机构（日本通常称为海外当地法人）数量大约2.4万家，其中制造业机构数量大约1万家；境外附属机构实现营业收入超过370万亿日元（约2.7万亿美元，约为美国29%、欧盟24%），其中制造业收入超过160万亿日元（约1.2万亿美元）；创造海外就业岗位超过530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超过380万个。
图表24：日本境外附属机构数量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5：日本境外附属机构销售额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分区域看：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显示（下段同），2007年，亚洲超越北美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收入的第一大区域，并且持续至今，2023年亚洲市场贡献收入占比41%，其中东盟和中国分别贡献收入占比20%和15%。日本在汽车和电子领域深度布局亚洲市场，一方面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配套优势，另一方面挖掘当地消费市场的成长机遇。北美市场是日本企业海外收入的第二大区域，也是日本最早布局的海外市场，以汽车为代表，通过技术迭代和本地化生产巩固在当地的市场份额。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叠加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开启大规模海外投资，海外生产比例持续提升，2023年达到44%。
分行业看：在制造领域，运输机械是日本企业海外收入贡献第一大部门，2023年在海外制造业中收入占比54%。日本汽车工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全球市占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20世纪80年代后加强海外产能建设，属地化比例高达80%。除汽车之外，日本在消费电子、精密仪器、化工材料行业建立一定技术优势。在非制造领域，日本金融、物流仓储、软件服务等行业配套发展，为制造业海外扩张提供支持。
图表26：日本境外机构分区域销售额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7：日本境外机构在重点经济体销售额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8：日本跨国公司海外分行业销售额
注：采用2023年数据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9：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例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对比2023年和2017年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结构：1）分行业看：制造业贡献下降，收入占比减少3.1ppt；非制造业中，服务业和批发零售行业贡献提升，收入占比分别增加2.0ppt和0.7ppt。2）分区域看：美国收入占比明显提升，主要来自非制造业贡献；中国收入贡献明显下降，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行业收入占比分别减少2.3ppt和1.4ppt。
图表30：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收入中，美国和非制造业贡献提升
资料来源：METI，中金公司研究部
日本汽车：属地化生产铺就全球化之路
由于日本本土市场空间有限，全球化经营成为日系车企寻求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复盘日系车企的全球化历程，根据不同时期的产销特点，可以划分为“内需驱动”、“出口驱动”、“属地化驱动”三个阶段。属地化是日系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石，日本汽车工业协会（JAMA）数据显示，海外属地化布局支撑日系全球产销从1000万辆体量进一步突破2500万辆，在海外推进产能前置布局、搭建供应链体系和经销售后网络，构筑跨国车企的重要竞争力。
图表31：日系车企全球产销表现
资料来源：JAMA，OICA，中金公司研究部
阶段一（1945-1970年）：内需驱动，汽车产业逐步恢复。二战后初期，日本汽车生产以卡车为主。1949年，日本轿车生产禁令解除，政府着力支持发展国产轿车工业。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开始大力发展高速公路，为机动化出行提供基础设施保障。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受益于经济高速发展和中产阶层崛起，国内步入私家车普及期。
战后日本汽车工业恢复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1）对内政策方面：国家从融资、税收、设备更新、技术引进等方面对重点产业予以支持，以汽车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产业快速发展。2）对外政策方面：考虑到日系车企尚不具备与欧美车企正面竞争的实力，政府曾对进口汽车征收高关税，直到70年代末才逐步取消，为国内汽车产业营造相对封闭的竞争环境。
图表32：20世纪60年代日本汽车市场成长壮大
资料来源：JAMA，OICA，中金公司研究部
阶段二（1970-1985年）：出口驱动，制造能力显著提升。受益于国内经济恢复和私家车普及浪潮，日本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日系车企逐步建立规模化生产能力，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开始发力海外市场。特别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丰田卡罗拉、达特桑510、本田思域等车型销往海外，凭借高性价比、经济节油、耐久可靠，赢得海外消费者认可，带动日系车出口高速增长，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最高突破650万辆。
日系车热销海外的背后是不断强化的产品竞争力。一方面，制定车辆安全标准，从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火灾预防等方面明确对车辆的技术要求，并且通过型式认证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另一方面，对照美国马斯基法案，日本执行严苛的尾气排放标准。为达到环保要求，日系车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通过改造发动机和开发尾气净化装置，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减少尾气污染物排放，“经济节油”逐步成为日系车的标签，构建起强大产品力。
图表33：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出口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JAMA，中金公司研究部
日美贸易摩擦是日系车企开启属地化的重要诱因。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波及汽车产业。日美政府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口，此后每年谈判确认出口限额，直到1994年才废止。日系车出口美国受阻，成为日系车企进行海外属地化布局的重要诱因。此外，同期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系车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样推动日系车企加快海外建厂步伐，全球化之路开启属地化生产新篇章。
阶段三（1985年以来）：属地化驱动，深度融入全球市场。20世纪80年代之后，综合考虑日美贸易摩擦、日元大幅升值、更好匹配消费者本地化需求等因素，日系车企加快在海外市场投资建厂。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截至2024年，日系整车生产基地遍布海外主要市场，包括亚洲（不含日本）99个、美洲39个、非洲21个、欧洲14个等。1980年以来，日系车企海外产量呈现增长态势，尤其在本土汽车产量和出口转弱的情况下，接力成为日系全球化布局新的增长点，最高接近2000万辆，海外属地化比率近年保持在80%左右。
图表34：日系车企自20世纪80年代加强海外生产基地布局
注：属地化比率=海外产量/（海外产量+出口）资料来源：JAMA，中金公司研究部
综上，基于对美欧日跨国公司的比较，我们发现虽然三大经济体企业出海的时代背景各异，但是底层逻辑上呈现高度的趋同性，同时保留自身独特基因。
美欧日企业的全球化之路在以下三点具有一致性。第一，突破增长天花板。当国内市场进入存量竞争，出海成为消化产能、开辟新增长曲线的自然选择。第二，规避贸易壁垒。应对全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出口贸易转向属地化生产，是企业早期出海的共性动力。第三，全球范围成本套利。充分利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能源、低税率等优势，通过全球生产要素配置，形成全球竞争力。
与此同时，不同经济体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产业根基、制度架构，其全球化历程呈现独特的文化基因，在价值导向、扩张方式、风险应对等层面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
1）美国凭借全球领先的研发创新体系、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在高附加值领域构筑护城河，掌控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导权。在此基础上，美国依托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和技术垄断优势，在全球范围获取持续稳定的超额收益。一方面，通过跨境并购、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运作等金融手段，快速完成全球市场布局和产业资源整合；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授权、标准输出、产业链层级管控，放大技术杠杆，实现竞争优势和高盈利的正向循环。
2）欧洲企业历经百年打造核心竞争力，比如高端装备、精细化工、汽车等制造领域的技术积淀，以及奢侈品领域的品牌溢价和文化底蕴，成为全球化布局的价值根基。但是欧洲市场的内生性瓶颈和系统性风险不可忽视，比如本土市场饱和、人口老龄化、资源禀赋短板、地缘政治波动等。因此欧洲企业的全球化路径始终围绕这两点展开，一方面，通过向全球输出技术标准、品牌价值、高端产品、管理体系巩固核心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全球低成本要素、能源资源、新兴市场增量空间，对冲本土市场增长瓶颈和地缘风险。
3）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始终面临双重约束。内部约束方面，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本土市场空间有限，产业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源和市场，产业布局高度聚焦于高端制造、精密加工等细分赛道。外部约束方面，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压力，跨境经营面临贸易摩擦、关税壁垒、汇率波动等风险。面对双重约束，日本走出独具特色的全球化路径，即在海外推进全产业链的属地化布局，通过将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总装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全链条深度嵌入东道国市场，实现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出海的转型。此外，综合商社对帮助日本中小企业出海发挥重要作用。
风险提示
地缘扰动：稳定、安全、可预期的环境对出海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地缘局势不断变化，可能影响企业的出海决策。
汇率波动：跨国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汇率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资金安全等。
监管合规风险：随着企业海外布局不断深化，本土化运营的重要性增加，不同国家的法律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企业需要注重合规体系建设。
企业跨国经营挑战：对于经营多元业务的大型跨国公司而言，不仅产品服务销往全球，可能还需要在不同区域市场进行产能、供应链、渠道布局，跨国经营管理面临更大挑战。
[1] 苹果招股书https://www.sec.gov/files/18-02062-foia.pdf
[2] 本段关于美国科技行业发展的相关内容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https://www.nsfc.gov.cn/csc_phone/kqkd29/kjyq1/20958/index.html
[3]新华网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b71d7024199a05bd286dbe79b875c51b
[4] IAEA：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41210080811_ch.pdf2000年（Y2K）计算机问题，临近2000年，有缺陷的计算机或将应变更为2000年的时期变更为1900年，计算机故障可能造成超越国界的混乱
[5] 人民论坛网https://rmlt.com.cn/2019/1121/562202.shtml
[6]商务部https://cacs.mofcom.gov.cn/article/flfwpt/jyjdy/zjdy/202507/185072.html
[7]BEAhttps://www.commerce.gov/news/fact-sheets/2024/09/fact-sheet-international-trade-administration-efforts-advance-us
本文摘自：2026年3月10日已经发布的《跨国公司成长启示录上篇（二）：美欧日跨国公司观察》
杨鑫，CFA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11080003 SFC CE Ref：APY553
隋诗华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1080002 SFC CE Ref：BTI961
罗俊杰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3060015 SFC CE Ref：BTM349
高远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3030004 SFC CE Ref：BXE841
